Nayio Media Inc.美国首席运营长兼总经理杰伊•博斯(Jay Bose)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顾客：如果博斯提供的服务管用，顾客会很高兴；如果不管用，他们只会怪自己，不要求退钱，而且会再次尝试。这是因为博斯和他韩国的同事意识到一件事情：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的歌唱得很烂。

总部位于加州的Nayio在韩国推出音乐识别服务已经一年了，鲜京电讯(SK Telecom Co.)的用户对着手机哼一段曲子，花两美分就能收到短信回复，说出他们唱的可能是哪首歌。今年12月中旬，该公司向全球推出该项服务，在hsearch.nayio.com网站免费使用。通过在韩国的早期测试以及在近期一个展会的亲身体验，博斯明白一个道理：和他早期从事的声音识别技术不同，当音乐识别服务识别不出是什么歌曲时，用户并不会责怪系统。“如果找出了正确的歌名，他们会很高兴；说错的时候，他们只会一笑了之。”博斯说道。

让电脑识别出人们在唱什么歌的想法早就存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在1995年研发出一种软件，能识别曲调的高低起伏──即所谓的“旋律轮廓”──并将其与数据库中的183首歌进行比对。其他一些学者按此思路继续研究，不过似乎是Nayio第一个将其用于商业服务，研究人们到底在哼什么曲子。

而另一项类似的技术“声纹识别”(audio fingerprinting)是将一段声音与数据库进行比对，直到发现匹配对象，这种技术已很常见。举例而言，MusicBrainz软件能扫描MP3音乐文件，猜出歌名，免得用户自己把歌名标出来。Shazam服务让用户把手机靠近一个放音设备，然后通过短信告诉用户正在播放什么歌曲。索尼爱立信(Sony Ericsson)的一些手机也有类似功能。

Nayio的系统有所不同。博斯说该软件比对的是旋律和曲调，而非音符。“我们不看音符，而是看每个乐符间的变化。”博斯说道。通过这种方式，软件能构建歌曲的所谓遗传识别（或密码），公司将其称为“音基”(muGene，“音乐基因”的简称)。Nayio数据库里目前有数千首歌，而且数目正在迅速增加，每首歌被分解为很多500字节的小档案。用户哼唱10-15秒钟，系统将其转换为一段代码，与数据库中的音基做比对，按相似程度列出所有可能的曲名及其相似度百分比。因此用户从哪个音符开始、是否走调、甚至旋律快慢都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每个音符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正确就行。由于曲子都被转换成数据量很小的代码，因此搜索过程和Google一样快：只要几秒钟时间。

使用效果如何呢？可以说好坏参半。一刚开始的尝试非常顺利─我哼了段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昨日”(Yesterday)，被系统识别出来，相似度77%。不过，也许头12秒的哼唱弄坏了嗓子，后面哼的歌都没被识别出来。明尼•瑞普敦(Minnie Ripperton)的“爱你”(Lovin' You)被Nayio误认为枪炮玫瑰乐队的“你并非第一个”(You Ain't the First)，“白色圣诞”(White Christmas)被误认为Amiga Mia，系统认为我演绎的Abba组合的“跳舞皇后”(Dancing Queen)有89%可能性应该是豪罗茵(Helloween)的“我活着”(I Am Alive)。甚至连“铃儿响叮当”(Jingle Bells)都被误认为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rissette)的歌。我妻子的使用情况也是如此：她一开始哼了段“可儿家族”组合的歌，被识别出来，但其它的都惨遭滑铁卢。重要的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怪识别软件，而是互相责怪。

意识到人们对自己唱歌不自信后，Nayio又推出另一种服务，使用的是同样的音乐识别技术。博斯将其称作“卡拉OK练歌房”，不过我宁愿称之为“卡拉OK狂想症”：用户对着电脑唱歌，软件会给出评价，从“真棒”到“这简直…”等不一而足。用户能通过简单的评分系统将原唱和自己的表现进行比较，一段一段地练习，直到软件不再冷嘲热讽。如果你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就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录下自己唱歌的过程，将其上载到Nayio网站，给大家品头论足一番。不过，后果自负。

“铃儿响叮当”这首歌是Nayio提供免费识别的曲目之一，之前尝试的经历让我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确实有问题。事实上，画面确实令人难堪。在唱罢第一首歌后，我妻子离开房间，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软件在评价方面同样严格，给我的评语一直是“差”或是“这简直…”。

练习一下歌唱技巧确实是个好主意，对那些不满意自己歌声的人尤其如此。缺点在于：只有20首左右的歌是免费提供的；美国的用户可以通过Nayio的合作伙伴Napster购买歌曲进行练习，该服务很快就会推广到其它国家。

通过哼唱来寻找音乐的做法大有可为，不仅便于用户搜寻CD和MP3文档中的音乐，而且还能搜寻电影、电视剧和影像作品中的音乐。用哼唱方式搜索歌曲对音乐世界的意义可以与Google搜索对文字世界的意义相提并论。Nayio还没有做到那种深度，不过已经相去不远；到那时候它能帮我们练好唱歌在重要性方面恐怕就要退而居其次了。

Jeremy Wagstaff

拒绝运动

玛丽·达里厄塞克 【法】

昨天夜里我躺在我丈夫身边，像平时一样难以入睡。突然我听到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用胳膊支起身体，看见我的父亲站在床边。不过，我的父亲一年前就过世了。

自从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一直睡不好。不过这和我坚持运动没什么关系。我平时每天慢跑一小时，周日会跑两小时。有时我还会练练跳远。我的丈夫乒乓球打得很好。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入选过法国国家队，现在他的水平参加地区级的比赛还是绰绰有余。我经常陪他一起去参加比赛。差不多每个周六他都有一场比赛。为了准备这些比赛他每周要训练三次。所以我们都很忙。

不过好几个月以来我都睡得不好，时常在半夜惊醒，之后就没法再睡着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反而变得越来越清醒，一波波地疲劳侵袭着我的身体，可怜的我却毫无睡意。我躺在床上默默规划着第二天自己要做的事情，想象着下班以后可以去体育场跑上几圈，这是我唯一可以用来打发漫漫长夜的。当我停止下班去跑步以后，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我虽然不会再半夜惊醒，却难得在凌晨四点以前入睡。

对于运动，我父亲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坚持认为体育运动和飞机电话一样是现代社会的新发明，而且同其他的发明一样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什么时候有人见过一个中世纪的农民，或者是路易十四宫廷里的一个公爵夫人，一个拿破仑军队里的士兵去搞什么运动？

我丈夫和我经常向他解释我们是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运动。有氧运动可以消耗多余身体摄入的多余的卡路里，让身体更加充满活力。每次听到我们这么说，我父亲总是翻翻白眼，不屑一顾的样子。在他看来，运动只是增加各个器官的负荷，使身体变得疲劳，让人提前衰老。浪费精力、挥霍生命，仅此而已。扭伤、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这些都是运动惹得祸。

你要是跟他谈运动带来的乐趣，他一准得说你是上瘾了：“运动啊就像毒品一样，一沾上就戒不掉了。”他经常把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当作自己的格言。那是邱吉尔在90岁高龄时谈到自己的养生秘诀时说的：“运动？我从来不运动。”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甚至比邱吉尔活得还长。在一些失眠的夜里，我也问过自己究竟邱吉尔和我父亲说的是不是对的。我运动的时候睡不着觉，我不运动还是一样失眠。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运动啊就像毒品一样，一沾上就戒不掉了！”

我父亲和我丈夫总是相处得不太好。我父亲总是叫我丈夫“那个打乒乓球的”，我丈夫最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了。每次有人问他是不是打乒乓球的，他都会耐心地向人解释，他的运动项目是桌式网球，高水平的桌式网球，不是什么简单的乒乓球。这项运动要求超人的腿部力量和灵活的步伐以及极强悍的神经，更不要说每一个小动作都要准确无误，要眼快手快和注意力也要高度集中……这是一项真正的运动，爱好者遍布全世界。正规比赛都在体育馆里举行，桌边坐着裁判，选手间有世界排名，甚至亚洲还有地下赌博集团为每场比赛开出盘口。乒乓球在亚洲可是一项影响广大的运动。

每周六，我丈夫和他俱乐部的队友们一起登上球队的大巴出发去比赛。教练要在赛前做最后的战术指导，比赛结束后教练和球员们要一起回顾比赛的录像，总结分析经验教训，然后又是训练，比以往要求更严格的训练。

比赛之前的晚上，我丈夫也总是睡不太好。他身子翻来翻去，有时还会说梦话，这让我的失眠更加严重了。夜深人静，我的听觉好像变得特别敏锐。地板、家俱、冰箱，房间里好像到处都有奇怪的声音。无论我怎么换姿势，睡意总是迟迟不肯到来。我只能盯着天花板直到第一缕晨光照进房间。

黑暗中我又想起了我父亲。尽管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嫁给我丈夫是因为我爱他，至于我父亲喜不喜欢他并不重要，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很清楚在选丈夫这件事上我让我父亲失望了。知道他弥留的时刻，我仍然可以从他的眼神里读出，在他心里我本来配得上一个比这个打乒乓球的好得多的丈夫。

大概是失眠让我变得有些精神失常了，我开始一个人对着黑暗向我那死去的父亲解释，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的，而在我眼里我的丈夫要比他强千百倍。“你从来都不了解我。”我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在无眠的黑夜里，希望我的父亲可以听见。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岁数已经很大了。我是他和第二个妻子生的。他第一个妻子从没和他生个孩子就死去了。他去世前一年我才和我丈夫结婚。那一年里，我看到他做了很大的努力来掩饰他对我的婚姻的失望。

但是他究竟期待我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一个他的复制品吗？一个像他这样的大学历史教授，一个爱抽烟、在外面风流、喜欢自吹自擂的男人，一个不参加任何运动，并且认为运动毫无益处的男人。难道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吗？没错，我是选了个个子不高，有点神经质和搞笑的打乒乓球的，或者桌式网球，见鬼！而且我很爱他。只是为了和我父亲对着干吗？可能有一点吧。尤其是当我跟他描述每个周末我在体育馆里给我丈夫加油的场面的时候。

我没说错什么，除了我父亲已经死了，他再也不可能听见我对他说的这些话了。黑夜让我烦躁不安，我告诉了他所有我以前没能对他说的话。我仿佛又看见了他高大身影，我于是一遍遍的重复着我的态度和理由。我想说的并没有多复杂。我父亲自私、固执、自欺欺人而且还自以为是。我童年的一幕幕又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回放。在学校里，我总是要求我门门功课优秀，除了体育课。他根本看不起这门我在所有学科里成绩最好的学科。当我想去参加田径俱乐部的时候，他却不由分说地把我送去学音乐。诸如此类。

接着我的思绪跑题了。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幼小的我被卷进了一些本来和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我父亲在外面的那些女人，我母亲的泪水……我亲爱的父亲。热热的泪水悄悄地盈满我的眼眶，我终于意识到我是在无可救药地思念他。我要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和他这样吵架该多好。那时我是多么愚蠢。他活了90多岁，他的身体始终显得那么壮实，而我对于一切完全没有准备。我以前似乎一直以为他是永远不会死的。

所以昨天夜里，当我躺在我丈夫身边像平时一样难以入睡时。我突然听到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用胳膊支起半个身子在黑暗里搜寻着，我看见我父亲走了过来。他的穿着好像有点奇怪。我很快反映过来那并不是我父亲的影子，那只是我们放在梳妆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面凌乱地堆着我和我丈夫的衣服还有浴巾什么的。我重新躺下，试着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呼吸声上，就像一个短跑选手在准备跑100米的时候那样。但是我很快发现睡觉和跑100米可不是一回事。我的思绪又漂移开了。

我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玛丽！”我扭头开我丈夫，他正攥着拳头睡得正香。“玛丽！”又是一声。这一次我听清了，声音是从椅子边传来的。我悄悄地从床上下来，一边侧着耳朵辨别着模糊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从椅子上的那堆衣服里发出来的。我一件件地拿起那些衣服，牛仔裤、T恤，当然结果是衣服下面什么也没有。我不死心，又抓起我的浴衣抖了抖。

这时那个声音又响起了，不过这一次是从开着门的浴室里传来的。我打开洗脸池上方的荧光灯，并且默默希望这不会弄醒我丈夫。“关上门。”那个声音又说。我扭头看看我的丈夫丝毫没察觉我的动作还在安静地睡着。“关上门。”那个声音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微弱，但是语气却相当坚定，听上去和我那老父亲严肃的腔调一模一样。我于是听话地关上门，我就这么一个人站在我不大的浴室里，水池上的灯管发出昏暗的光。

我默默地等了很久，却什么也没发生。突然，水管里传来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停的碰撞着水管壁。灯光也微微的颤抖，忽明忽暗。水龙头关得不是很紧，每隔一小会就有一滴水滴滴落到水池里。哒哒，我想我是在做梦了。这样伸长耳朵倾听黑夜里的种种细微声音实在是太累人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完全分不清究竟这些声音是我听到的还是我想象的。我在灯光下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红肿的眼睛，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清晰无比的声音：“礼拜六，法兰西体育场。”紧接着，一阵白色的蒸汽从水龙头里喷了出来，又在灯光下慢慢消失在空气里。

“你没事吧？”我丈夫问我，当我打开门从浴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借口说自己有点不舒服。这也不算说谎，我的确感觉不是太舒服。我看见他脸上有点失望。我丈夫一直想要个孩子，但是我目前还不想怀孕，因为我计划参加明年春天的巴黎马拉松赛。“等马拉松比赛以后再说。”我总是这么回答我丈夫。这是我们俩的矛盾之一。而且我父亲总是说孩子对女人来说是个陷阱。他希望我在职场上有所建树之后再要孩子。既然我已经完全醒了，我干脆穿衣起床去了办公室。

我在键盘上打了“礼拜六，法兰西体育场”，看看搜索引擎能在网上找到什么。结果这个周六在法兰西体育场只有下午三点开始的一场橄榄球比赛。法国对英格兰，六国联赛的一场。对于橄榄球，我一无所知。我想我父亲也是。“运动？我从来不运动。”我试着在网上订一张这场比赛的门票，结果显示已经没票了。我又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用嘲讽的语气告诉我，三个月以前所有票就卖光了。看来橄榄球要比乒乓球有市场。或者桌式网球。

今天是礼拜三。白天一点点过去，开会、喝咖啡、和客户通电话，我开始跟自己讲昨天晚上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我想要不要告诉她我昨晚的事，她会有什么反映，会不会以为我疯了让我去看心理医生。事实上自从她和我父亲离婚以后我就没有再和她一起谈起过我父亲。离婚之前几年，她和我父亲的关系糟糕透了。这段婚姻带给她太多痛苦了。我的那个父亲，不管死了还是活着，她都不愿意再听人提到他。

下班后我乘地铁来到大学城里的小体育场。我平时经常去那里跑步。我父亲原来教书的大学就在那附近，所以我有那里的年卡。我在更衣室里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碰见了我的朋友蕾拉。她是练跳远的。我问她知不知道哪里能搞到三天后法国和英格兰那场比赛球赛的票子。

——是场乒乓球比赛吗？蕾拉反问我。

——不是，我回答。首先那不叫乒乓球，那就桌式网球，其次那是场橄榄球赛。

蕾拉显然对我为什么会突然对橄榄球感兴趣很好奇。但是我没法对她解释这是我浴室水龙头里的声音和我订的约会。夕阳照耀着这个体育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努力地把各种各样的念头赶出我的大脑，我开始热身。蕾拉也没有再过来和我聊天。

一个小时以后，蕾拉在远处和我打招呼，说她要走了。我决定再多跑一会。体育场就在内环线旁边。现在是下班高峰，路上全是车。我一边跑一边看着缓缓蠕动的车流。我问自己我父亲说过的话究竟对不对，和舒服地呆在家里客厅里抽根雪茄相比，运动，尤其是在这里运动是不是对身体更有害。一根雪茄也许比起被无数汽车尾气污染的空气相比还是健康的。我又一次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脚步的起落，试着保持匀和的呼吸。但是只要我一停下来，在法兰西体育场的约会马上就又占满我的大脑。

夜色开始降临在巴黎的上空。更衣室里空无一人。在内环线上堵得动弹不得的汽车的引擎轰鸣着，隔着墙壁仍然可以感觉得到。我冲了一个热水澡，热腾腾的水汽包围了我的身体。在潺潺的水声中我又听到了昨晚那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礼拜六，法兰西体育场。”

离开大学城的时候，我碰见了柯琳娜。她是这里的门房。我平时很少见到她。不过这次她好像在等我。看见我，她赶紧向我走过来。

——老先生过世有两年了吧。她对我说。

——是啊。我回答。

——有时，当我走过原来他经常教课的那间阶梯教室外的那排树时，我常常会觉得又见到他在那，背有点弯了，好像总是在自言自语。我甚至有几次觉得听到了他说的话。

平时的柯琳娜不是这么感性的。我突然觉得也许我父亲曾经和这个女人有过一段故事。我仔细大量起眼前这个女人，她看起来好像又不是那么像柯琳娜。因为天黑了，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是隐隐约约的我觉得她好像是剪了头发，要么就是鼻子做了整形手术。

——法兰西体育场比赛的票子，你总能在比赛前在门口买到。那里总有一群贩票的黄牛。她小声地仿佛是在对着空气说话。

说完她转过身，盯着远处地树荫。我在一瞬间觉得我以前在哪见过这个侧影。我敢保证不是在大学城的门房里。我意识到她很像家里的一张照片。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太太，家里只有那么一张她的照片，穿着70年代的套装，烫了一头大波浪的卷发。

星期六早上，在一夜无眠之后，我跟我丈夫说我太累了就没陪他去参加比赛。这是我第一次错过了他的比赛。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场噩梦。我丈夫走后我就睡着了。等我再睁开双眼，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下半小时了。我再抓紧时间也没用了。当我做地铁赶到郊外的法兰西体育场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下午四点了。

比赛已经开始一小时了，体育场门前的广场上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球场里的喧闹一阵阵地传来，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赶来看这场比赛。歌声、尖叫声和口哨声汇聚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却一个人站在满地废纸间不知所措。周围飘着一股烤香肠的香味，面前一堵高大的不可逾越的围墙。

我在广场上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来喘口气。我转过头，巨大的体育场仿佛被一层烟雾或者水汽笼罩着。不远处，在卖烤香肠的卡车边上停着辆白色的大篷车，门口还放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永远太太，能看见过去未来，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周日休息。一个穿着家居衣裳的高大女人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抽烟。她瞥了我一眼。

——我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赶来，但是我却没票进去。我眼泪汪汪对她说。

——运动？她冲我微笑了一下。我从来不运动。说着她朝我做了个手势，邀请我到车里坐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永远太太一边熟练地洗着手中的牌一边对我说。你现在在问自己为什么现在自己会在这里，而不是去看一场你丈夫的乒乓球赛。

——是桌式网球。我小心地纠正她。

她把牌递过来让我切牌。然后她又开始重新洗那副牌。我仔细打量她，她那宽大而棱角分明的脸上似乎有点什么似曾相识的东西。我在哪见过这个女人吗？

——关于见面的地点，你父亲没什么选择。她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跟我解释。她的语气听起来好像我父亲原来在大学当教务长时那个女秘书。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父亲虽然不会掉入地狱，他这辈子没做什么大坏事，但是他得先在炼狱里呆一些年头才能升入天堂。

说完她抬起头望向屋顶。这会她又不像那个女秘书了，而是让我想起了我父亲身边另一个安静幽怨的女人的影子。永远太太从洗好的牌里抽出了一张，然后盯着这张牌看了好久。

——他下周六还会来法兰西体育场。说着她满怀怜悯地握了握我的手，仿佛她可以看到我灵魂深处的想法。看来这趟体育场并没有白来。

——我以前是给他收拾房间的女佣。隔了一会她叹了口气，和我说了这句话。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

我离开了她的篷车，恰好撞上比赛结束后散场的球迷。我被人群推挤着，转眼就离开了体育场。过了一会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手中多了一张下个礼拜六比赛的门票，还是主席台的位置。

我父亲戴着一条法国队的围巾，还有一顶大了一码的贝雷帽。我就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他好像没有看见我，或者他装作没有看见我，摆出一副严肃冷静的模样。我所了解的父亲以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时不时地，他会使劲吹响他手里那个塑料喇叭。

我觉得嗓子有点哽咽，等我好不容易缓过来想开口说话的时候，球场里突然一阵骚动。不知道是场上有个球员进球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我父亲突然跳起来，使劲的吹响他的喇叭，整个体育场里每个人都在大声嚷嚷。过了一会，他重新坐下来，顺便看了我一眼：“对不起，”他指了指他的喇叭，“我别无选择。”

他有点痛苦地哼了一下。他看上去要比我记忆中矮小一点，脸上线条很柔和，看不出他实际有多大岁数。他穿的那件灰西装我也从来没见他穿过。

——你好吗？我问他。一方面是出于女儿对父亲的关心，另外也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想起了我丈夫，他最近让我非常生气，因为他总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纠缠着我。因为这个周末我又没有陪他去比赛，我们有过几句口角。“你觉得我坐大巴跟你跑到乡下去看你打一场乒乓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失去耐心的我最后向他吼道。然后我摔门而出，直接坐地铁来到法兰西球场。

我父亲用喇叭的一段拍了拍我的胳膊：“你应该不再想我。”他对我说。

我张开嘴巴想辩解些什么，但是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每天晚上你都在责怪我。好像你母亲一样。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好好过你的日子，我的女儿，别再来打扰我的平静……如果你可以想我少一点，也许我要赎的罪也会减轻一点。”

他低头看着下面的球场，草坪上球员们在追逐一个橄榄球，我看见他眼神里充满痛苦。

“法国橄榄球队的比赛我必须一场不拉。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连训练也不能错过。只有两个赛季之间我才能休息一下。本来他们是想派我去做巴黎圣日尔曼的球迷的，但是我苦苦哀求才换成现在这个差使。好啦这就是我，你的老父亲目前的状况。”

他又吹响了他的喇叭。

——还有，一根雪茄也不让抽。对了，你听我说，他突然盯着我的眼睛严肃地说。如果你能跟你母亲说说让她原谅我，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她可怜一个被痛苦折磨着的灵魂……但是她根本不愿意听我和她说话。她看见我很多次，但是她根本不相信我的灵魂的存在。也许你能把这些转告给她，可以吗？

他突然像触了电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向前冲啊！”他挥舞着手里的喇叭声嘶力竭地喊着。

——我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一边坐下一边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原谅我做过的一切。我求求你了，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像现在这种生活，已经不能算是炼狱了。这和地狱根本没什么区别。

——他们本来应该罚你去看乒乓球比赛，其实是桌式网球，每个礼拜六都去。我挖苦他。

我父亲勉强挤出个笑脸：

——请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这最后一个小忙。最后一个。好吗，我的女儿……

我从容而优雅地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他的肩。

——你放心吧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我对他说。我会和妈妈说的。

——越位！他又跳起来挥舞着胳膊。

我离开了体育场，心里既觉得幸福又觉得空虚，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刚赢了一场马拉松一样。我为我自己报复了我父亲。我压根从来就没打算过要把他的口信带给我妈妈。事实上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他可能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很多次我被迫为他做他是去干正经事的证人，很多次我游荡在他的某一个情妇的公寓门口为他放哨把风，很多次我把不同的陌生女人的电话递给他……这个小老头活该永远呆在体育场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自从我去过法兰西体育场以后，我再也没有失眠过，每晚都睡得很安稳。我恢复了每周末陪我丈夫去参加乒乓球比赛的习惯。或者说是桌式网球。不过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也会在电视里看看橄榄球赛。每次我都把目光盯在主席台上，经常可以在那里看见我父亲。他固定的座位总是在体育部长下面一点，在他左边一点坐着柔道世界冠军大卫·杜耶。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的话，你就很容易认出他：他戴了一顶有点大的贝雷帽，灰色的西装外面披着一条法国队的三色围巾。每次看到他拼命吹响他手里的喇叭的时候，我心里多少会有一丝怜悯：瞧见了吧，运动才能让你变得强壮。

华尔街日报

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大约一英里的地方，一座28层的酒店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拔地而起。一群建筑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就在这个工地上展开。

午夜时分当这座城市陷入沉睡的时候，一些建筑工人却在辛苦地工作。

还有一些工人要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起床。他们每天工作至少15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当他们精疲力尽倒在双层床上的时候，这个挤了12个人的房间里根本没有暖气。

魏忠文（音）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已经当了20多年的建筑工人，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只手没了小拇指，杂乱的头发下掩盖着一个巴掌大的凹陷。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位现年41岁的建筑工人参与了北京及其周边省份的高楼大厦、购物中心以及其他很多建筑的建设施工。魏忠文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妻子和女儿，由于他所从事的工程要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完工，他可能今年也无法看到她们了。

 

“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孤独，”魏忠文吐了一口烟后说道。

魏忠文来自农村。他寄回去的钱已经让家人在家乡盖了五间大屋以及马圈和猪圈，还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魏忠文说，为了女儿上学以及维持家人在农村的生活，他工作辛苦些是值得的。

北京正在经历巨大建筑热潮的洗礼，这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建筑热潮之一。起重机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全北京市有10,000多个建筑工地，总建筑面积高达17亿平方英尺。如果这些建筑面积被平铺开来，它的占地将近三个曼哈顿那么大。

这巨大的开发规模离不开一个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人群：来自中国各个农村的近200万农民工。他们背着行李卷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所赚的工时费低至每小时50美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工作场所防护措施，享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障。很多农民工就住在城市的中心，但普通的北京居民很少瞥一眼他们那些拥挤的临时住房，隐私、清洁、甚至是饭菜中有肉对他们来说都是奢望。

他们的工资经常被迟付，有时甚至根本拿不到工资。中国国务院下属的调查机构今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4年，诸多在北京的建筑公司拖欠了大约70万名农民工超过3.8亿美元的工资。魏忠文说，他正在为一家公司拖欠他的400美元而打官司，这些钱相当于他去年工资的一半。但是他有可能永远都拿不到这些钱。

在这种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下，农民工通常结伴一起换工作。他们依靠口口相传的信息来探知老板的好坏，从而保护自己。在情况糟糕的时候，他们彼此依靠。

这些男人们──这个行业里基本没有女人──都为赶在2007年12月之前将工程完成而忙碌着。这是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建筑工程必须完工的日期。这样的话，北京这个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将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空气中的尘土。

但是，还有大量的工程要完成。奥运会将吸引外国游客蜂拥而至，并将得到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北京建筑工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完成一个地铁系统的一大部分。这个地铁系统完工后预计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路，甚至要超过伦敦的地下交通系统。另外，他们还要建成一座比伦敦希思罗机场五个航站楼加在一起还大的航站楼，以及约110家酒店。算上北京郊区的建筑工程，这股建筑热潮耗资约1,800亿美元。有人说，这是自修建长城以来，中国最坚巨的建筑工程。

建筑热潮之后这些农民工的去向已经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北京官员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示，在奥运会召开前将让他们离开北京。但是，有关部门担心，这么多农民工被迫离开，而他们回乡后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建筑工人在这个城市根本站不住脚。他们没有在北京居留所需的合法文件，大多数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他们依赖于口头承诺而非书面合同。当他们生病的时候，只能去一些非法诊所。因为这里很便宜，但是这些诊所往往卫生条件很差，医生也根本没有行医执照。

魏忠文说到18岁的女儿小薇（音）时特别骄傲。他说小薇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很听话。小薇现在和魏忠文的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榆树县。“我们不是很亲近，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魏忠文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好意思的摆弄着腰带上的一串?匙。中国中年男人幸福的标志就在腰间这一串?匙上，魏忠文的这一串是他的小小虚荣。他说，这些都是他从街上捡到的。不过，这些?匙开启的都是些他所没有的东西：汽车、公寓。

和其他建筑工人一样，他在城里的生活十分节俭。这份新工作每月让他赚到300美元左右，但是他只留下大约60美元，剩余的都寄给家里的“3861军团”（这是一个用来形容中国内地留守妇女和儿童的新名词，3月8日是妇女节，6月1日是儿童节。）

在中国，建筑工地上的伤亡事故之多仅次于煤矿，据报导，2005年共有2,607人死于建筑事故。专业的工作靴在这里很罕见，中国的建筑工人穿着单薄的帆布鞋爬上爬下，通常不系任何安全绳。他们还要自己去买工作手套。他们的安全帽也只是售价一美元的一层薄薄的塑料壳。

北京市市长王歧山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每天都要亲自过目建筑事故的统计数据。“当我读这些报告时我永远都高兴不起来，”他说。“北京离不开这些人。”他还说，北京努力为登记在案的农民工提供诸如医疗保健等服务，但是北京这方面的资源已是捉襟见肘。

和很多其他建筑工人一样，魏忠文进入这个行业主要是因为家里那一小块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农田根本不够他种的。他在17岁那年就离开家前往北京周边的一个省份打工。

20多岁的时候，他左手的小拇指被电锯切断。1994年，他被一根钢筋击中脑部，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他的雇主为他支付了所有医疗费。

据他和法庭后来的判决书称，去年，北京通州区一家艺术馆的所有者拖欠了魏忠文和76名同事的工资。他们曾在项目在建过程中获得了一半的薪水，并得到保证说余下部分将在完工后支付。但他们说，一等完工，他们就被手持铁棍和菜刀的暴徒赶离了现场。

中国的国家控股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发放了大量贷款。许多房地产企业都具有政府背景。轻易获得的廉价资金常常带来了未经深思熟虑的项目，进而很快陷入困境。当资金链断裂后，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建筑工人就无法领到工资。他们发现难以讨回工钱，因为他们常常是由分包商间接雇用的。

魏忠文和他的朋友说，向通州主管部门的上访没有取得结果。约有20名工人感到灰心，回了老家。由于没钱，魏忠文和其余工人被迫在邻近的河北省搭了一个木棚暂时栖身，靠打零工获得的一点收入维持生计。他们说，他们每天吃的基本都是1块钱（13美分）6个的馒头。

在2005年11月，他们中的50多人一大早就动身了。他们步行5个小时，到北京市有关部门上访。他们找到了位于前门西街的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该中心主任王学法现在还记得魏忠文和他的朋友们跪在办公室地上的情景。他说，看到男人们变得如此很让人难过。

通州区中级人民法院在1月6日做出了有利于工人们的判决，要求香港开发商联卡佛（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Lian Ka Fu International)向工人支付3万多美元的工钱。不过，他们没有见到一分钱。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常明传说，联卡佛的负责人王笑菊向法院表示，她没有钱。记者未能联系到王笑菊，她的欧美工艺坊现在已经关闭。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回家过春节也是建筑工人的惯例。每年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和家人团聚。象凯旋的英雄一样，他们受到热情款待，给人们大谈特谈车满为患的街道和他们建起的高楼大厦。魏忠文说，我的邻居中还有一些人甚至没坐过火车。

回到家里，魏忠文就成了顶梁柱。这些年来，他的工资收入帮助家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熟练的瓦工技术使他的工资高于建筑工人的平均工资。他说，自己在家乡很受尊重。

不过，去年1月，魏忠文没有回家过年，而是呆在河北的陋室中。他和朋友们身无分文，实在无颜见家乡父老。他们到机场附近观看飞机起飞，以此聊以自慰。

魏忠文说，实际上，那是他唯一想到过自杀的一段时期。“我想如果有辆汽车撞到我，至少我能得到些赔偿。”

他的妻子丁桂英（音）在电话中说，她自己要照顾魏忠文年迈的父母、抚养女儿还要干田里的农活，日子过得很艰难。魏忠文的工资现在都要给上中专的女儿交学费，每年大约人民币1万元。如今在中国上学，即使是公立学校也不再免费。

今年42岁的丁桂英希望丈夫能在女儿毕业时回家。她说，“我们长期两地分居，过去19年来，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

魏忠文今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河北度过。5月份时，他和朋友们在一处住宅工地找到了工作。魏忠文同其他10个工人住进了木板房中。地面上，砖和土夹杂在一起。仅有的水源来自院子中的一个水池。厕所是用木板草草围成的。在厨房，苍蝇飞来飞去。

按在河北从事这类工作的惯例，魏忠文每天向雇主缴纳约5块钱的饭钱，伙食基本是米饭和豆腐。很少能吃到肉，不过他是素食主义者。从小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他不喜欢吃肉。

53岁的工友杨新国（音）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腿部受伤，不得不在9月份放弃了工作。由于对拿回欧美工艺坊的欠薪抱有希望，他继续住了一段时间，终于，他在11月中旬决定回老家。事故前挣的钱所剩无几，魏忠文和其他朋友给了他400元钱。

魏忠文坐在杨新国的床前说，等拿到了钱，我们立刻给你寄回去。他给要离开的朋友递了根烟。杨新国抽着烟，眼睛湿润了。杨新国说，男人不应该哭，但他们都哭过许多次了。11月底，魏忠文和工友们回到了北京。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活──建设28层楼的四星级宾馆。环境变得更干净了。魏忠文现在住在靠近工地的宿舍中。他有10个室友，其中包括几个新同事。这里没有食堂，因此他们在房间里用液化气罐烧饭。

由于没有暖气，他们都穿着外衣睡觉，有时甚至戴着帽子和手套。冬天北京的温度能够降到零下十几度。有些人花10元钱左右买了电热毯。

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充分发挥着创造力，把铺盖卷起来，将下面的床板当作桌子使用。厨师温凤林（音）灵巧地用这个地方切菜和削洋葱皮， 从旧水桶中舀水冲洗食物和餐具。温凤林今年55岁，过去也是建筑工人，但现在被这家建筑公司聘为厨师。他说，“老板告诉我必须学着做饭，因为我岁数太大了，不能做重活。”

由于没有洗浴设施，因此洗澡和洗衣服都是大事。魏忠文记得上次到浴室洗澡还是一个多月前，花了他5块钱。

因没法洗衣服，魏忠文就购买旧服装，一直穿到脏得不能再穿为止。现在，他最喜欢的是花10来块钱买的一件灰色纯棉衬衣，好像原来是公司管理人员穿的。他说，一般情况下，衣服穿脏后我就扔了，但这件衣服我可能会在几天内把它卖掉。

在北京的小胡同中，黑市迎合了建筑工人的需求。小贩经常用易货方式做买卖，因为工人们没有许多地方保留这些东西，多采用用后丢弃的方式。最受欢迎的是带拉练口袋的内衣，可以把钱和贵重物品藏在其中。

魏忠文的工作节奏现在很紧张。酒店目前仍是地表挖的一个大洞。根据北京市的规定，混凝土搅拌车只能在晚上11点后或周末才能进入北京市中心，因此他和工友们为处理混凝土必须干到半夜以后。魏忠文说，等到酒店的基础工作在两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后，施工计划将是每五天一层楼。

在11月末，魏忠文和工友们会一起来到附近的小邮局，他们脏兮兮的脸庞与其他顾客明显不同。空气中弥漫着脏衣服的味道，一些人唯恐避之不及。

从上次步行到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距今已经整整一年了。魏忠文已经放弃了讨回工钱的希望，但这天却是值得高兴的一天。今天发工资，工人们要给家里汇钱。他们在琢磨如何填表时却有许多不懂的地方。魏忠文就告诉有疑问的工友如何填表，他的眼睛因为上夜班而红红的。

今年20岁的张涛（因）身穿一件被油漆弄脏的蓝毛衣，头发粘在一起。他正在慢慢写下要给家里寄钱的数额：900元。他说，他每个月挣人民币1,000元钱。

又是一个晚上，魏忠文在北京灯光闪烁的高楼大厦和隐约可见的吊车下散步。他说，“我不后悔。我是外来工，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我整年在外。我看到了我的邻居根本想象不到的东西──50层的建筑，还有能装下几百人的大飞机。”

他在工地附近的一家欧式五星级酒店前面停下了。他说，“这些都是我建的，但我从未进去过。”

尽管有些胆怯，他还是推动旋转门，走了进去。

Mei Fong

 

 

在Jouy小山上的安静日子转眼已经快三个月了。之间除了去了趟马德里，去巴黎的次数似乎也不算太少，尤其是九月。

LBY回了上海的花花世界，山上的快乐也少了很多，幸好班里的漂亮女生比二年级多了很多。

Majeure Marketing的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偶尔还说得上悠闲。

课程当然并不是都很有趣，但是的确也有不少让我记忆深刻的时刻。

比如第一节广告课，周五下午，空荡荡的Bat'zet，四个小时的广告饕餮盛宴。

基本上除了Branding的那个BT胖女人，还没有什么让我完全拒绝上课的老师。

Versailles的工作居留好像特别难办。两个月间，我几乎浪费了半周的时间在他们门口等待。

最后交材料的那天，我早上7点准时站在了门口的队伍里，下午2点多才出来。

无休止的等待让我几乎搞不清为什么自己会站在这里。

难道25年的人生只是和我开了个玩笑？

上次去VP Long家，周日中午走在Bd Victor Hugo，几个做完弥撒从教堂回家的行人，蓝蓝的天，有点暖的阳光，树叶落尽的梧桐树，让我重新看到这个城市美丽的一面。我发现我其实是很喜欢巴黎的。

两周前，为了一个作业去Boulogne采访ZTE France 的Sales director。出来已经过了下午六点。

夜幕笼罩的巴黎别有一番韵味。走在人群里觉得比在浓重雾气笼罩的校园里要温暖许多。

从大桥上穿过塞纳河，看见远远的St Cloud的教堂。

汽车从身边穿梭而过，我突然觉得这些声音听起来是那么让人愉快。

我想大概是应该回到城市里的时候了。我喜欢自然，喜欢宁静，但是我只适合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

至少是只习惯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

于是开始着手找房子。希望这一次还能有去年冬天那样的运气。

只是去看房子的时候少了个老驾驶员开车。

还有两周就是圣诞假期。

圣诞之后只剩四周的课程。

今天已经有同学发spam讨论毕业狂欢晚会的问题。

再往后就再也不是学生了。

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的圣诞仿佛都还在眼前，却又要进入新的一年了。

烦完了学业以为可以专心的去工作几年，没想到已经要开始考虑买房子结婚等等的问题了。

为什么小孩子的时候，时间可以走的那么慢。

现在就算我拼命的放慢脚步，却离30岁越来越近了。

30岁，那是世界的末日吗？还是新的开始。

真希望从身边什么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个答案。

我已经可以感觉某种东西，但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种感觉。

重听Coldplay我想起那些一个人乘马德里地铁的傍晚。

那些曾经的说不清的感觉都要重温才能明了吧。